羊城晚报：本次《意见》将“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”置于四大任务之首，而2020年方案以“要素市场化配置”为首。这反映了国家对深圳怎样的新定位？为何现阶段强调创新链、产业链、教育链、人才链的“四链融合”？

郭万达：这一调整体现了国家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战略布局。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需增强新动能，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是关键支柱。深圳作为创新之城，被赋予先行示范使命，需破解教育、科技、人才间的体制障碍。“四链融合”是系统性改革的必然要求。

羊城晚报：接下来，深圳将探索一批科技创新领域新举措，包括探索新型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制度等。科研“智力”如何驱动产业“生产力”？

郭万达：深圳综合改革是系统性工程，以科技创新为轴心，通过教育、人才、金融、开放多领域协同，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“深圳方案”。

《意见》的一大重点词就是“科技创新”。深圳45年改革探索已证明，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支撑。这次《意见》中重点提及了新型研发机构，涉及探索新型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管理制度、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等。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让科技成果更高效地市场化。

我国最早的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就诞生在深圳，现在深圳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、深圳湾实验室等新型研发机构。新型研发机构之“新”，就体现在体制机制的灵活性，能促成更高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，天然促进四链协同。

羊城晚报：《意见》强调发挥科技领军企业“出题人”作用。企业如何突破“高校主导、企业被动”的路径依赖？

郭万达：研发的驱动分两类，一种是由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研发，比如高校的基础研究。另一种是产业需求驱动的应用研发，企业出题聚焦产业“卡点”，如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等，确保研发服务于市场。

企业“出题人”机制是产学研融合的关键突破，核心在于需求导向。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着“高校主导、企业被动”的路径依赖，但深圳很早前就已“解题”，拥有大量的企业驱动研发的经验，华为就是典型代表。华为通过人才引进、与全球高校合作解决产业难题，实现5G技术的“无人区”突破等，实现“出题—解题”的闭环。

标签：